抓捕“四人帮”
高层决策纪实
作者：尹韵公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同志为领导的中共中央坚强有力地粉碎了“四人帮”，此举不仅有效遏制了历史逆流，更以非同寻常的手段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拯救了党和国家，深刻改写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重大历史转折之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关于这起重大事件的内幕，长久以来始终被一层迷雾所笼罩。众多讨论大多基于范硕所著的《叶剑英在1976》以及《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两本书籍所揭示的资料。
近年来，得益于众多高层知情者，尤其是亲身经历者的披露，我们对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了解，已逐步深入、清晰，且愈发详尽入微。
1976年10月的京城，洋溢着喜悦与欢腾的浓烈氛围。民众自发涌上街头，共同欢庆“四人帮”覆灭的辉煌胜利。
谁是首倡者？
在激烈对抗“四人帮”的斗争历程中，关于谁是这场斗争的倡议者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叶剑英是倡议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华国锋。那么，哪一种说法的可靠性更高呢？
如范硕所述，自毛泽东于9月9日逝世之后，叶剑英便有意地积极向华国锋靠拢。他逐步打消了华国锋的犹豫与踌躇，协助并敦促其作出果断决策，与叶剑英共同构建起同盟，进而引领其他参与者，最终成功挫败了“四人帮”。范硕在其记录中详细描绘了这一过程，他写道，在毛泽东的吊唁期间，叶剑英注意到华国锋因“四人帮”的问题而心生困扰，于是鼓励他勇敢地站出来进行抗争。
叶剑英语气沉重地说道：“请放心，我坚定地站在您的身旁，老同志们也齐心协力地支持您。只要您勇敢地站出来，众人的力量必将汇聚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他进一步建议，多与老同志们进行沟通，并特意提醒，一旦有需要，请随时告知。
然而，局势错综复杂，亟待我们深入思考。请允许我经过周密考虑后再作定夺。
华国锋坚定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话语刚落，叶剑英心中那块沉重的石头终于得以落地。
如前文所述，叶剑英展现出了一种积极主动的风貌，相较之下，华国锋则显得较为消极被动。叶剑英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而华国锋的意志尚未最终定格。
9月10日的午后，我邀请李先念至家中进行了一次私密交谈。在这次对话中，我直言不讳地指出，“四人帮”正无所顾忌地展开活动，他们篡党夺权的企图愈发急切。为此，我特地恳请李先念亲赴西山，与叶帅进行一番深入的交流，以便双方能够充分沟通观点与思想。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仁齐聚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仪式，深切缅怀毛泽东主席。
您注意到了吗？在毛泽东同志逝世之次日，华国锋同志便迅速行动，主动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势。他无需他人敦促，便毅然决然，立下志向，誓要铲除“四人帮”。
2002年，《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刊登了程振声撰写的《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一文，该文从独特视角对华国锋的观点给予了佐证。文章中记载，9月11日，华国锋以体检为由，突然造访李先念位于西黄城根9号的临时居所。华国锋向李先念阐明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迫切性，并询问李先念是否已下定决心。李先念回应称，自己已经作出了决定，并强调不能再拖延。随后，华国锋请李先念思考最佳的解决时机和方法，并表示，如果李先念同意，他希望能代为拜访叶剑英，征询其意见。李先念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两人之间的简短交谈不超过十分钟。
最新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亦进一步佐证了该事件的真实性。书中所记录的时间、事件经过及对话内容，与程振声的记载大致相符。不同的是，吴德的回忆录指出，华国锋对李先念的拜访并非是突然而至，而是事先通过电话与李先念进行了预约。
依据华国锋的亲身讲述、吴德的供述以及程振声的著作，我们了解到华国锋是推翻“四人帮”的关键倡议者，他的立场既明确又坚定，甚至透露出几分迫切。不过，在具体细节上存在两个分歧。首先，在李先念密谈的地点问题上，华国锋坚称是他在家中发出的邀请，而吴德和李先念的说法则是华国锋亲自前往李家；其次，华国锋提到的日期是10日，即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而吴德和李先念所说是11日，两者相差一天。尽管有学者在《党的文献》2001年第3期发表文章确认日期为11日，但这些细节仍有待进一步的核实与确认。
《吴忠传》亦述及华国锋私访李先念的旧事，文中记载：“华国锋曾暗中拜会李先念，并托其转告叶剑英相关商讨内容，主要围绕两大议题展开：一是关于是否应当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二是如何妥当处理这一问题。”该书记录了此事的真实性，但并未透露具体的发生时间。
华国锋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实则是在“四人帮”的压力之下做出的抉择。根据吴德、邬吉成等人的回忆录及众多可信文献的记载，毛泽东逝世后的次日，即9月10日，王洪文未经中央授权，便自行指派其秘书米士奇，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向各省、市、自治区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在面临重大问题时必须即刻上报；对于棘手的问题，同样需要及时向上级请示；所有上报和请示的事项，均需直接与米士奇取得联络。
接到电话的通知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内心涌动着疑问，随即向华国锋同志作了详细汇报。闻悉此事，华国锋同志迅速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同志进行了紧急磋商，并随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发布了一项正式通告：要求所有未经中央批准设立的中办值班室即刻停摆；各地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应直接向华国锋同志进行汇报。
这件事给予华国锋触动极大，他万万没想到“四人帮”如此急不可待。华国锋清楚地看出：其一，王洪文这个动作，是企图架空他华国锋本人，进而染指和谋取中央最高权力；其二，“四人帮”没把他华国锋放在眼里，虽然王洪文的图谋遭到挫败，但他们还会继续使招，他华国锋与“四人帮”的较量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而已！“四人帮”的急不可待，逼使华国锋也急不可待，于是他立即委托李先念联系叶剑英。所以，是王洪文的出击动作之因，结出了华国锋的反击动作之果。
首先，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华国锋的身份得到大量证据的支撑；其次，吴德在回忆中提到，华国锋曾向他明确透露，叶剑英为了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曾三次造访华宅，分别是9月21日、10月2日和10月5日。这一历史事实显示，叶剑英在高层提出相关观点的时机和条件已经不再具备；再者，密谋推翻“四人帮”关乎每一位参与者的安危，在此背景下，无人敢轻易表露心迹，均需谨慎行事，以规避不测。因此，如此重大决策的提出，唯有华国锋具备足够的资格和资本，无人能够比肩。历史最终选择了华国锋，作为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
那是一个深秋的1976年，北京城的民众自发聚集，共同庆祝了粉碎“四人帮”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
华国锋寻找
政高层盟友
华国锋行事果断，在向李先念下达任务后，紧接着于9月11日亲自与汪东兴展开对话。汪东兴当时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警卫团团长及中央办公厅主任数职，地位显赫，权势颇重。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重任，华国锋不得不倚重这位关键人物。汪东兴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他们之间多次发生摩擦与冲突。因此，当华国锋征询他的意见时，汪东兴立场坚定，毫不犹豫地表示将全力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策。
彼时，叶剑英与李先念已有一段时日未曾有过沟通，双方对彼此的立场均缺乏了解。于是，在初次相聚之际，两人先是例行寒暄，互致问候，尔后漫步于庭院之中。交谈了一段时间后，话题才渐渐过渡至正题，双方正式就时局及“四人帮”问题展开讨论。李先念传达了华国锋的意愿，并转达了他的委托，双方均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但并未进行深入的探讨。据吴德口述的历史记录，当时叶剑英表现出了极大的谨慎，并未与李先念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办法。当天返回后，李先念便向华国锋汇报了与叶剑英的交谈内容及其态度。
精准理解叶剑英的立场，对华国锋来说极为关键。叶剑英作为政治局常委，且长期主持军委工作，在军队中享有极高的声望。若能获得叶剑英的全力支持，便等同于赢得了整个军队的拥护。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与政治局会议中，他始终是坚定而可靠的依靠。叶剑英与李先念的明确立场，为华国锋心中增添了一份把握，进而助力并加快了他行动力度的增强。
16日九月，华国锋在国务院会议厅内组织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人士共聚一堂。会上，华国锋问道：“针对毛主席指出的‘四人帮’问题，我们应如何应对？”纪登奎紧接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对待这些人应当区别对待。纪登奎的发言使得其他与会者不便再行发言，因为他们之间并不具备深入的相互了解。华国锋本意是想了解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以便寻求更多支持，为最终解决“四人帮”问题做好准备。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如此广泛地探讨这个敏感话题显得不太适宜。因此，华国锋改变了策略，决定通过“个别接触”的方式，与可信赖的同志进行秘密磋商。
纪登奎的这一表态，迫使华国锋及其他积极投身其中的同志们不得不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彻底清算“四人帮”的这场辉煌斗争中，纪登奎并未扮演任何角色。对于一位有抱负的政治家来说，这无疑是件憾事。尽管纪登奎遭受了边缘化，但他值得称颂的是：他未曾背叛华国锋等人，亦未曾向“四人帮”泄露“9·16”会议的任何信息。
“9·16”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以华国锋为首的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联盟已初步形成，并且这个联盟在第二天即9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关于毛泽东手稿如何处理，二是毛远新要不要回辽宁。江青带头发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跟着起哄。华国锋、叶剑英联手迎击，汪东兴配合默契，在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下，“四人帮”的阴谋再次受挫。斗争考验着人，也帮助华国锋认识了人、认清了人。
在政治局委员的行列中，剔除“四人帮”成员之外，绝大多数成员均持反对立场。
1976年10月上海，揭批“四人帮”的街头大字报
华国锋敲定粉碎
“四人帮”终局计划
在与政治局多数同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思想碰撞之后，华国锋同志随即进入实质性工作阶段，开始着手制定针对“四人帮”的周密实施策略。
华国锋是能够托付重任之人，值得信赖和依靠。因此，他决定坚定地支持并全力协助华国锋，共同摧毁“四人帮”。
在坚如磐石的信念指引下，他与时任华国锋同志进行了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对话。就如何妥善处理“四人帮”问题，双方初步形成了共识，并决定采纳隔离审查的方案。同时，他们计划在可信赖的高级盟友中秘密征求相关意见。
在政治局会议上，我们对解决“四人帮”问题投下了充满信心的票；然而，面对中央全会的投票，我们却感到了把握不足。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们最终达成共识：采取“隔离审查”的策略才是上策。
夜幕低垂，华国锋、李先念与吴德三位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商如何妥善处理“四人帮”事宜。在一番秘密会晤中，华国锋坚定地提出了“尽早行动，越早越好”的决策方针，李先念和吴德亦纷纷表示赞同。考虑到毛泽东主席的丧礼刚刚结束，全国上下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三人就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安排达成初步共识：国庆节之后，预留十天时间，再行采取行动。讨论直至次日凌晨五点才告一段落。华国锋随后委托李先念，将三人密谈的结果转达给叶剑英，叶剑英闻讯后，表示完全赞同。
在荡涤“四人帮”的激战中，9月26日举行的那场规模不大的会议，最终确定了粉碎“四人帮”的详细策略，并对执行的时间表进行了初步规划。在“四人帮”被彻底摧毁之后，华国锋曾向李先念、吴德二人坦承：正是得益于此次会议，他果断作出了对“四人帮”成员实施抓捕并予以隔离审查的决定。自此，华国锋及其同仁们信念坚定，未曾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与动摇。
“9·26”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华国锋事实上已获得了政治局多数成员的坚定支持。这一成就，为华国锋及其同仁在随后的“9·29”政治局会议上，有效挫败“四人帮”的政治野心，构筑了坚实的斗争意志与策略的联合基石。
1976年10月的上海，街头巷尾挂满了揭露与批判“四人帮”的醒目大字报。
华国锋负责方案。
落实及具体措施
此时，“四人帮”也在抓紧活动，抓紧准备。张春桥曾两次到中南海江青住处长谈。9月28日，江青在迟群等人陪同下去了昌平驻军某部，王洪文去了河北保定驻军某部，张春桥去了通县驻军某部。“四人帮”抓“枪杆子”的活动，不能不引起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9月30日的夜晚，首都各界的精英们汇聚于天安门城楼，共同参与了国庆座谈会。座谈会圆满落幕之后，华国锋、李先念、吴德等领导人步履轻盈地走向国务院的小礼堂，观看了一场精彩的电影。随着电影的落幕，三位领导人立刻转入小礼堂附近的小型会议室，继续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时间安排以及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0月2日午后三点光景，叶剑英步入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办公室。鉴于9月29日夜晚，“四人帮”在政治局内引发的剧烈争执，双方的立场已逐渐清晰，因此叶帅与汪东兴均心知肚明，彼此同属一丘之貉，谈话便直接进入主题。叶剑英强调，“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形势迫在眉睫，不容有任何拖延，必须迅速采取果断措施。此次叶、汪的会晤，或许是他们为彻底粉碎“四人帮”而进行的首次坦率而直接的深入交流。紧接着，叶剑英又立刻拜访华国锋，期望他能迅速行动起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随着夜色渐浓，汪东兴莅临东交民巷华国锋的居所进行拜访。双方就与叶帅的谈话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华国锋紧迫地要求汪东兴即刻着手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执行计划。汪东兴郑重承诺，翌日必将方案准备妥当，届时再向华国锋进行详细汇报。
吴德回忆说，正是在10月2日这一重要时刻，华国锋亲自来到他的住处。华国锋与吴德、汪东兴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他们三人的住所又位于东交民巷，使得彼此之间的交流变得异常方便。华国锋提出，北京市委必须全力配合中央，推进对“四人帮”的专项行动。对此，吴德提出建议，应将北京市内“四人帮”的党羽，包括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进行隔离。华国锋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中央警卫团之团长汪东兴，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
华国锋对汪东兴的忠诚深信不疑，但对吴忠尚存几分疑虑。吴德则向华国锋郑重保证，吴忠定是值得信赖的伙伴。于是，华国锋在私下里召见了吴忠，与他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层面的交流。吴忠随即作出回应，表明自己将无条件地服从党中央和华总理的领导，无论遇到何种艰难险阻，都将义无反顾地前进。
事实上，在叶剑英与华国锋之前，他便巧妙地借助吴忠的前任上司、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的关系，成功地说服了吴忠。吴忠特地恳请苏振华向叶剑英传达他的坚定决心：只要他吴忠尚未退役，任何指令，除非直接来自华国锋总理或叶剑英，否则无人能够调动卫戍区的一兵一卒。
1980年北京审判四人帮
10月4日下午，华国锋要吴德到他住处，两人再一次全面检查了准备工作以及哪些环节尚未完善需要补救等。与此同时，叶剑英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两人商量了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当日下午5时，吴德离开华国锋家，谁知吴德刚到自家，华国锋来电话又要他再去。吴德急忙赶去，见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汪东兴向华国锋、吴德通报了他和叶剑英商量的行动方案，三人商定：由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指挥，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会，届时由汪东兴负责抓捕“四人帮”；同时，由吴德和吴忠负责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并派卫戍区部队迅即控制《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以及中央机关、北大、清华等单位和学校，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吴德后来说，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了。
也就在10月4日这天，《光明日报》发表了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该文宣称：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这是明目张胆地影射华国锋，说明“四人帮”的狼子野心已是迫不及待，昭然可见。
叶剑英、陈锡联等同志敏锐地捕捉到了“四人帮”释放的这一信号，于10月5日分别拜访华国锋，迫切要求采取行动，早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陈锡联在事后回忆道，10月5日下午3时，他正在唐山指挥抗震救灾工作，突然接到华国锋紧急召回的电话。下午3时45分，陈锡联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他匆匆赶回家中，随即直接前往华国锋的住所。华国锋已在等候他，并向他透露：“四人帮”已发出篡党夺权的信号，因此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华国锋补充道：“叶剑英元帅也曾莅临我的住处，我已决意，将在今宵午夜时分付诸行动。”言罢，他紧握双拳，神情坚定。陈锡联闻言，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华国锋与叶剑英商议后，决定将原定于国庆节后延后十日的行动计划调整，改为6日晚上8时，对“四人帮”进行即时隔离审查。随后，叶剑英紧急召集负责行动方案的汪东兴，进行深入讨论。
在与叶、陈两位领导会面后，华国锋书记在汪东兴的陪同下，当天下午便亲自深入到预备关押“四人帮”的地下工程，进行了实地考察。他逐一细致地审查了各个隔离区的筹备工作。看到现场一切井然有序，华国锋书记满意地表示：“经过五天的精心筹备，若进展顺利，胜利在望。”
1976年10月6日，这一天注定将被铭记史册。在以华国锋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亿万人民的意志与心声得以凝聚，凭借周详的部署、稳健的布局、精准的策略和卓越的技艺，依照既定计划，迅速且果断地彻底消除了“四人帮”这一反党集团。根据参与抓捕行动的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建华同志的回忆，整个抓捕行动仅用了短短35分钟。
1980年，北京，江青受审。
叶剑英既是后盾，
又是高参
在全面击败“四人帮”的激战中，叶剑英无疑是其中的中流砥柱。他凭借在军队中的崇高威望，为彻底摧毁“四人帮”营造了极为有利的周边环境；同时，由于他长期位居权力中枢，与党内、军内众多资深干部建立了广泛且深厚的联系。正是这两大关键因素，使得叶剑英在维护全局稳定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也为粉碎“四人帮”打下了坚实的基石和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在范硕所著的《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一书中，我们得以一窥当年启动粉碎“四人帮”斗争的关键时刻。在这一历史关头，叶剑英与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王震、谭震林、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等资深革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频繁聚会，交流情报，分享见解；同时，叶剑英也与军队内的一批资深同志及实权派，如李德生、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肖华、梁必业、张廷发、吴富善、萧劲光、苏振华、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人保持着频繁沟通，共同研讨时局，密谋应对之策。这些在党内和军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构成了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强大阻力；即便“四人帮”一度得手，也终将难逃覆灭的命运。
在叶剑英对华国锋所提供的信息尚未有充分了解之际，他主要采取的是防御性的策略。这包括确保军队中的实权人物稳固地掌握部队，严密监控各类动态，并加强战备准备工作。尽管双方曾提及解决“四人帮”议题，但这一想法仍停留在初步阶段，尚未深入讨论具体的解决方案，亦未明确由谁负责组织和领导这一涉及复杂性的任务。
叶剑英在党内及军内高层所构建的庞大人际网络，成为了粉碎“四人帮”的核心力量，其中所蕴含的政治资源之丰富，无人能出其右。这种资源不仅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更是一种有效的行动力，以及一份坚实的后盾。尽管叶剑英与华国锋的互动相较于华国锋与吴德、汪东兴、李先念并不频繁，亦非每日必谈以商讨方案细节，但叶剑英无疑贡献了众多高质量的主意，其中不乏高屋建瓴的见解。
项目收尾期间，叶剑英通过李先念向华国锋紧急反映，张春桥的胞弟张秋桥多次造访昌平坦克六师。叶剑英担忧，若该部队中有人对“四人帮”表示同情，那么在紧要关头，坦克是否会被调往首都？华国锋对此问题高度重视，迅速召集吴德、吴忠共同商议对策，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并全面做好了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
华国锋与叶剑英曾多次与汪东兴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探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有效策略。在粉碎“四人帮”的激烈斗争中，汪东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该斗争中的核心力量。在这股强大的力量背后，凝聚着华国锋和叶剑英的坚定支持。
或许有人质疑：即便华国锋缺席，叶剑英同样有能力粉碎“四人帮”。客观而言，以叶剑英当时所具备的联络、团结与控制能力，击败“四人帮”或许并非难事。然而，若无华国锋的率先倡导，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恐将难以如此迅速实现；缺乏华国锋的参与，不仅会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更会让整个行动丧失权力运作的合法性。鉴于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与民族心理，上位者对下位者的镇压被视为合法，而下位者对上位者的挑战则被视为非法。华国锋的地位与身份，确保了采取特殊手段的合法性，同时也便于我们对后世、对历史作出负责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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